新世纪的忧郁

1999年3月24日之前，我几乎像孩子盼望过新年一样，掰着手指计算着世纪之交，送旧迎新时日的到来。那是倾注了一个普通人对未来生活、人生命运的极大热情和希望的心情。我知道世界不会因为时间的推移，就会突然发生质的变化，一改艰难波折的面目，成为温馨和善的笑容。但是，盼望中毕竟有一半是希冀，一半是祝祷。可是，3月24日之后，一枚枚的巡航导弹、激光炸弹，落在一个弱小的热爱和平的国度里，落在和我有着同样心情盼望新世纪到来的善良人民头上的时候，我的情绪沮丧极了。我想对即将到来的新世纪说些话，可又能说些什么呢？

我到过南斯拉夫，那是17年之前，到当时还属于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去参加国际诗歌节。途中经过贝尔格莱德，经过普里什蒂纳。科索沃广阔的田野上，一片片成熟的葵花，在秋风里仰着笑脸。在田野上收获土豆洋葱的农人，快活的唱着关于丰收和爱情的歌曲。我甚至还和那里的农夫们一起品尝他们用李子做的烧酒。那里风光的优美，人民的友善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17年过去了，我总惦念着，回忆着那里的人们。

去年，塞尔维亚的一群作家到北京来访问我还接待了他们。看上去，他们的心情很忧郁。我对他们说：“当初，我到南斯拉夫访问时，觉得那里美丽得像一面镜子。如今，一回头，那面镜子却落在地上，碎成了许多小片，我真有点说不准是哪一块代表着南斯拉夫！”

落笔写这篇文章时，我感到还像17年前的那个清晨，我趴在贝尔格莱德那一面窗户上，向外望飞过的鸽群，看教堂的尖顶浴着霞光静静地站立着；对面楼房的窗台上，不知名的花，正鲜艳地开放着。和平的都市，如一个不设防的家庭，安然地酣睡在梦里。如今，这一切又急剧地被电视镜头切换成大火、浓烟、流血的人们，哭泣和愤怒的面孔。和平的梦境就此终结了？炸弹的爆炸声还在震响，逃难的人群正在泥泞的道路上奔命。

时间不会止步。新世纪以一种冷漠的表情，一步步逼近。杀伤力巨大的炸弹爆响声，真的就是新世纪到来的演说辞？

中国人是善良的，对一切即将到来的新的时间起点都充满期望和崇敬。每一个划分时间的分界，无论是新年旧年，初一、十五、二十四节气，都过得虔诚而认真。新的一百年，新的一千年，更是令人神往。可是，并非是每个新的“时间”都给了我们希望。

二十世纪之初。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在欧洲进行得如火如荼。国内战事纷繁的中国，却宣布参加协约国对同盟国的“作战”。虽然未曾出兵，却也有幸分享“战胜国”的“荣耀”。翻翻史册，黑白影片一般真实地纪录了北洋军阀的政府放假三日，以志庆贺的“热闹”。李大钊先生说“士女”们“在街上跑来跑去的庆祝战胜”；“军人”们“在市内大吹大擂的高唱凯歌”。陈独秀先生则说当时是“旌旗满街、电彩照耀、鼓乐喧闹、好不热闹。”那位叫钱能训的代总理甚至颁布命令要建一座纪念碑，纪念“公理战胜强权。”

“公理战胜强权”一词并非中国人创造，不过是拾了美国大炮总统威尔逊的牙慧。士女士男们因庆祝胜利兴奋得发烫的面孔还没有降下温度，有名的巴黎和会，就使中国人的心境彻底冷却下来。原来不过“上一大当”，“公理”仍然不过是强权的“侍妾”。对于中国的变化，只是把“战败国”德国奴役的山东，转让给了“战胜国”日本而已。由此引发的“五·四”运动，倒是让昏庸、麻木的中国社会开始清醒，觉醒的知识分子开始清点自己的历史垃圾。

战乱、流血、贫困、迁徙。二十世纪，虽也不断在发现、在发明，可整个世界仍然带着不断的创伤。“公理”与“强权”的较量，仍没有个终结。每每都是“强权”欺骗和蹂躏着“公理”。看样子，今天的强权者们还将用炸弹闪耀的火光，来迎接二十一世纪的黎明。